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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很可能减少了各州的疑虑，促使宪法草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批准而生效[21]。
法治国家的自由价值通过我国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得到具体化。宪政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兼容性，无法割裂其历史与制度联系。
这些理念、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建立在严格的规范体系之中，具有规范效力。对法治国家入宪的意义，田纪云在宪法草案的说明报告中做了如下表述：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在内的所有国家建设都要服从宪法规范调整，以宪法为国家生活的最高准则，赋予国家更丰富的法治元素。1998年，中共中央成立宪法修改小组，李鹏任组长，组织草拟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后，于1998年12月5日发给地方征求意见。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依照宪法程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经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后形成宪法修正案。
[4] 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法治国家概念虽没有体系化，但已经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术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奠定了其学术传统的地位。作为明确的宪法规范，法治国家在宪法文本上的正式出现是1999年修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些国家内部行政规则虽然从法律效力而言只在一国领域内部有效，但是实际上会在超国家范围内产生影响，尤其在经济领域，一些私人会因为各国实行不同的行政规则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正当行政程序并不总是由国际条约规定的，而是国际司法机构通过判例而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们一般从那些规定禁止任意的条款或者关于合理性的条款中推论而来，比如在世贸组织中，上诉机构便从各成员方的法律秩序中提炼出一些基本的或者全球性的行政法原则，成员国的规则制定程序和裁决程序都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57]S. Cassese, Gamberetti, tartarughe e procedure. Standards globali per i diritti amministrativi nazionali, in Riv tri di dir pubbl, n. 3，2004．pp. 657-678.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法学博士。[42]2009年1月生效的《里斯本条约》确定了公正原则、正义原则、行政决定在合理期间作出之后，又明确了知情权与听取意见的权利。[3]自然公正原则在英国最初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程序，20世纪60年代扩大至行政权的行使。
[17]正当行政程序作为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得到体现，甚至一些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了正当行政程序。最后在2009年的第69号法律中进一步强调了在基本给付方面公民的参与。
[49]同注43引文，第61页。最初它只适用于司法程序中，后来扩展到一切行使公权力的程序。社会公众中任何一员的权利或利益将受到即将作出的决定的影响时，在决定作出前，他有权递交书面意见，并且在必要时，有权发表口头意见。行政法的全球化 一般认为，正当程序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
[54]适用个人的情况也存在，一些国际组织明确规定私人介入程序的形式，如2003年国际奥委会颁布的《世界反兴奋剂法典》第8条就规定了保证个人有权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即每个负责检测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都应为任何被宣布为已违犯反兴奋剂规则的人提供召开听证会的机会，该条不仅针对国内反兴奋剂的当局还针对国际奥组委等国际组织，直接适用于个人。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根据传统行政法理念，公共利益优先，行政程序本身最初并没有得到重视。[46]S. Cassese,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ule, in S. Cassese （ed.），Dizionario di Diritto Pubblico. Giuffre Editore, 2006, p. 1944. [47]参见龚向前： 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制民主进行反思。
[14]私人介入行政程序被认为会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从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行政行为的方式主要是单方行为，对公民的保护完全赋予随后的司法审查。但全球行政规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个人，因此全球性行政规则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通过影响国内行政法对私人行为产生效力，甚至直接适用于个人，对正当行政程序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32]在国家-社会的一元结构下，由于缺乏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公共行政机关的职位，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以竞争性考试的方式获得。
行政法的全球趋同与全球行政法的形成是行政法全球化的两个方面，正当行政程序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显示出行政法已经不再是一国之内的法，行政法的全球化已然成为客观事实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29]Gabriele Carlotti, La partecipazione procedimentale: Feliciano Bevenuti e In riforma della legge N. 241 del 1990, http://www. giustizia－amministrativa. it/documentazione/Carlotti_Feliciano_Benvenuti_e_procedimento. htm. [30]Eduardo Rozo Acuna, Tendenze del Diritto pubblico in America latina, in Scritti in onore di Antonio Pensovecchio Li Bassi, Giappichelli,Torino, 2004，pp. 1153 ss. [31]2001年修改后的意大利宪法第111条第1款规定：司法审判通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进行。例如，一些国内的法院通过适用正当行政程序对全球行政规则机构进行制约，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个人在国内法院起诉未经正当程序就认定为制裁对象而被国内法院受理。他们的观点在欧洲国家也有回应，如意大利著名公法学家卡塞塞（S. Casesse）在其诸多著作中对全球行政法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参见S. Cassese, Il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ale: una introduzione, in Riv. trim. dir.pubbl.，2005，n. 2, pp. 331 ss.，ID.，Oltre In Stato, Roma-Bari, Laterza, 2006; ID, Lo spazio giuridico globale, Roma-Bari, Lat-erza, 2003，ID, Universalitd del diritto, Napoli, Editoriale scientifia, 2005. [51]同注43引文，第118页。欧盟的很多文件也体现了对行政正当程序的要求。在有关公共机构的组织条例中规定其职权范围、职能及各职员的责任。
放弃了对某些社会活动，如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生活的主管形式。而二战后盛行的经济自由化和关贸总协定鼓励放松管制、降低和取消关税等行动，国家结束了一种国民经济领土单位的历史，公司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由世贸组织来裁决，国家在这个时候失去了作用。
设立了独立或半独立的管制机构。[26]意大利宪法法院2004年12月6日第379号判决及2006年3月17日第104号判决。
[17]奥地利率先在1926年制定了第一部行政程序法，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行政法影响极大，随后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1928年）、南斯拉夫（1930年）、匈牙利（1957年）、西班牙（1958年与1992年）、瑞士（1969年）以及德国（1976年）、意大利（1990年）等国家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55]同注43引文，第118页。
古罗马法学家也认为向民众申诉是一种宪法制度的保障，如西塞罗在《为家屋辩护》中就提到，根据罗马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没有经过元老院、民众或者法官的审理，任何罗马市民不能因为违法行为受到身体或财产处罚。另一方面也应该约束制定全球行政规则的超国家规制机构，从而达到保护私人的目的。[38]随着欧盟的发展及人权保护重要性的提高，行政程序逐渐在欧盟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46]在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模式下，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国际条约以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来解决。
关于法的全球化的内涵仍有争论。宪法法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是在1962年2月23日的第13号判决中，它承认正当行政程序具有法的一般原则的效力，但只约束大区而不是国家，因此当立法者是国家时可以回避它，并且肯定该原则本身不具有宪法原则的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正当行政程序毫无疑问是行政法全球趋同的重要表现，但是在各国中，正当行政程序具体所包含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31]有的国家宪法中直接明确规定了正当行政程序，除了前述的西班牙宪法、葡萄牙宪法外，委内瑞拉宪法第49条也规定正当程序适用于任何法律与行政程序。
行政当局说明理由的义务等。与传统行政法相对比，全球行政法存在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随着法的全球化进程及全球治理的需要，全球行政法正逐渐形成，正当行政程序恰恰是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主要表现。正因为正当行政程序原则不具有宪法性地位，所以如果法律没有在行政程序中规定抗辩，不能够认为该法是违宪的（宪法法院1974年第32号判决）。[51]然而，全球行政法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于全球行政法是否已经形成及其含义与价值，学界仍有争议。[15]在这种理念下，欧洲大陆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主要目标放在用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根据加以说明和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加以限定上，而原则上对行政作用究竟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过程来进行这一点似乎并不关心。
在这方面，正当行政程序可以说是对全球行政规制主体进行约束的有效工具，适用正当行政程序制约全球规制机构的主体及方式可能是多样的。[56]同注43引文，第124页。
[22]尽管如此，宪法法院仍然不承认正当行政程序原则具有宪法性地位，在宪法法院1985年10月25日的第234号判决以及1986年6月27日的第151号判决中都明确指出，不能从宪法第97条关于公正原则中推论出正当程序原则。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法律传统的很多特征也发生改变。
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从以前的重实体轻程序到行政程序地位的提高，很多国家也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典与规范。[36]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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